王沈有些顾忌的道：“我等不收那几乎在一时间祸害三国的当百大钱尚可，只是若我等再铸些当百大钱来坑害百姓恐有不妥吧？”

    黄狗儿插话不以为意的道：“这有什么的，不管是陛下还是蜀中的世家大族，那怕是诸葛家还是相司马氏这样的蜀地新贵亦是如此，

    诸位若是有了上好的铜或铜钱大可如此去做便是，到时只有给我稍微分一点便是，保汝等无事。”

    王沈会意笑着道：“这是自然，这点规矩还是懂的，到时还请中贵人在宫中多多帮衬啊！”王沈心道，这靠山竟然来的这么容易，

    所谓货币战争，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货币的发行，即以货币为武器来打击敌对一方的货币，并套购其战略物资，目标是从经济上打击、削弱对方，同时增强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从本质上讲，货币战争属于经济战的范畴。

    它能够成功实施必须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所发行的货币能够流通到对方国家；二是所发行的货币能够在对方市场上取代对方的货币。也许刘备主观上并没有发动货币战争的想法，但客观上确实产生了这样的连锁反应。

    第一点，即货币流通到对方国家，实际上这很容易做到。当时魏蜀吴三国政治上虽然是分裂的，但是经济上却是一体的，使用的都是同一种金属货币，就是东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因此可以互相流通，相互使用，并且无障碍。

    关键是第二点，这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理，的是当市场上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使用的时候，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着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

    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再来看刘备大量铸造的直百五铢钱，除了可以从本国老百姓手中聚敛财富，这些虚值大钱流出国界之后，对东吴和曹魏两国的货币市场同样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因为刘备的直百五铢钱一枚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毕竟当百大钱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这就使得那些使用原来五铢钱的人损失惨重，他们就会将手中的五铢钱藏匿起来不用，而使用刘备的直百五铢钱;或者是将原来的五铢钱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总之，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都是，直百五铢钱在市场上驱逐了原来的五铢钱。这样，刘备通过大量发行他的虚值大钱，客观上达到了取代对方货币、套购对方物资、最终破坏对方经济的目的。

    面对刘备发行虚值大钱、咄咄逼饶货币贬值政策，魏、吴两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魏国的情况。

    魏国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后来在董卓铸造的减重钱的冲击之下，货币经济被彻底地摧毁了，基本上退回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而是使用稻谷、绢帛作为交换的媒介。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为了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大力提倡屯田，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

    曹操初步安顿了北方之后，于建安元年迁都许昌，被汉献帝封为名义上还存在的东汉丞相。

    于是，他亲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希望能够实现统一，结果在赤壁被周瑜率领的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打败，败得很惨。() ()

    当时，曹操为了筹集粮草，在北方恢复使用五铢钱，但是他恢复使用的是旧钱，还是另外铸造了新钱，正史中没有记载，私家的记述又都相互矛盾。

    曹操实际上在洛阳开炉铸造过钱，他本来是想以此整顿币制，取代董卓留下来的恶钱，重新恢复使用货币，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也便于他调配社会资源，加强管理。

    但是，汉代在洛阳、长安的两大造币中心先后都毁于战火，被那该死的董卓给毁了，两汉积累下来的铸钱技术也都失传，因为缺乏技术上的支撑，曹操所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重达三铢，

    但是铸工低劣，并不比董卓的恶钱好多少，作价却比董卓的恶钱还要高，因此并不受欢迎，只能被封存在府库里。

    公元年，魏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也就是刘备东征孙吴的当年，曹丕也曾于三月份下令恢复使用五铢钱。

    这是因为他准备征讨东吴，恢复使用货币主要是便于从社会上筹集所需要的军需物资。

    曹丕向社会上投放的货币，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

    后来因为吴蜀之间爆发了夷陵之战，曹丕希望它们相互消耗，所以并没有出兵伐吴。

    这时，蜀国的当百大钱开始大量流入魏国境内，使得曹魏的五铢钱被逐出了市场，市场上流通的都是蜀国的虚值当百大钱，谷物的价格开始大幅攀升，并被蜀国商人大量套购运走。

    曹丕一看形势不妙，就“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时。意思就是以粮食价格太贵为理由，废除铜钱，又恢复使用实物货币。但是，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弊端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当时百姓为了贪图利，就向稻谷中加水，或者是将绢帛织得很薄，以此来获利。

    虽然对犯法的人施以杀头的重刑，但是也不能禁绝。

    因此，主管经济的大司农司马芝在朝堂上讨论的时候，曾经建议恢复使用五铢钱，他：“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

    意思是使用货币不但能增加国库的收入，甚至还能减少犯罪。

    于是魏明帝曹叡于太和元年，再次决定恢复使用铜钱，并重新铸造了一种新钱，称“曹魏五铢”。

    曹魏五铢虽然还是以五铢为名，但是重量却不到四铢，为.~.克。

    这样减重就是它在曹丕时期受蜀国当百大钱冲击的结果。

    即便是这样减重的钱，恢复使用之后，还是吸引蜀国的当百大钱大量流入魏国，在推高物价的同时，还套购走了魏国大量的物资。

    无奈的曹叡只得再次废除铜钱，恢复使用谷帛等实物货币。

    当时魏国给大臣发工资都是用稻谷或布帛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一直到现在，北方再没有铸造过钱，可见是长记性了，也被蜀国的当百大钱给折腾怕了。

    曹叡这样做，使得实物经济就像一道防火墙一样，不但断绝了刘备直百五铢钱对魏国的渗透，更是阻断了后来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保持了魏国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

    虽然以物易物原始了些，但用来对付蜀国的当百大钱还是挺管用的，而吴国这边亦是不会对此坐以待毙，若是任由蜀国用当百大钱将吴国的物资如同空手套白狼一般卷走了，那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