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春节，我是在医院过的，当地老百姓给我们北方的伤兵送来了饺子，给南方伤兵送来了汤圆。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那是最开心的时候。
    可这一次，我怎么都吃不下去，噎得难受，老想哭。
    那天晚上，李华，王云强和陶大勇陪我一起过的年。他们告诉我，今天全军举行了公祭大会，祭奠牺牲在昆仑关的兄弟。
    我没能参加，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们还告诉我，我们团被编入200师了，又补充了新兵，团长还是郑廷笈。大勇会跟你一起留下。
    我赶忙追问:那我呢？你们不带我一起吗？
    李华说:等你伤好之后，就去找郑师长报到吧。你还要继续待在荣誉第一师，常先生说的。
    王云强接着说:以后可能不能来看你了，我们要跟第五军大部队转移到我的老家云南了。听说荣誉第一师要改编成新编第11军了。
    陶大勇全程一言不发。
    我说:都好好活着，打完仗了咱们去李玉林家乡吃狗肉。
    李华说:好，也要去河南喝胡辣汤。
    王云强说:也要去吃过桥米线。
    我旁边的东北兄弟说:有空也要去东北吃猪肉炖粉条。
    只是后来我们再见面的时候，狗肉没吃到，胡辣汤没喝上，过桥米线也没吃上，猪肉炖粉条却吃上了。
    在住院的日子里，陶大勇成了我的小跟班，让其他伤员都以为我是一个多大的官呢，连警卫员都配上了。
    其实我只是一个排长，光杆司令。
    进了医院快两个月了，我的腿反反复复的发炎，人家骨头断的都能出院了，可把我急得要命。那个军医不知道被我骂了多少次，我屁股也被他扎了好多针，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互相伤害。
    过了年没几天，师长亲自来看我了，也把军医骂了一顿，然后说带我去重庆国立医院去看伤。
    后来我才知道，是陶大勇偷偷跑到市场那里，跪下来求的师长，还把我英勇作战的事迹汇报了一遍。而他刚巧又要去重庆公干，就顺便把我带上来。
    第一次跟大官一起坐火车，我连大气都不敢喘。师长的话也不多，不过当面给我封了一个官:警卫连长。
    他原来的警卫连长战死了。那年我虚岁不到18，当兵快两年了。
    不要觉得我年龄小，要知道，当时当兵的年龄都不大，超过20岁的少之又少，基本都是我这么大的，师长不过也才三十多岁。
    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估计还在跟父母玩叛逆呢，我们已经在战场上搏杀了。
    男人在这个年龄段是最不要命的，年龄越大越会耍滑头。
    那个时候火车很慢，晃悠好长时间才到重庆，下了火车，师长叫了黄包车送我去医院，还帮我交了钱，这是国立医院，不是军部医院，是要给钱的。
    这里的一个洋大夫给我检查完伤口之后，拿出一个大针管子，插进我伤口里，抽了两管子脓血出来，直到血变得鲜红了才停下来。
    这过程很疼，但是我装作一点不觉得疼的样子，争取在长官面前留个好印象。
    还别说，洋鬼子医生就这么几下子的之后，我立刻感到伤口没有涨疼的感觉了，瞬间轻松了不少，甚至都能站起来自己走路了。
    军医院的那个医生果然是个白痴，也不知道他托了什么关系进了医院。我都觉得割猪蛋的军医都比他强。
    我在国立医院里面住了三天，中间又放了几回脓血。医生告诉我可以出院了，我这条腿算是保住了。
    我在医院里快憋疯了，我一瘸一拐的在重庆街头逛了半天，那是我唯一一次去重庆，看啥都新鲜，这边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建在山上，毕竟是陪都，人非常多，乞丐也特别多。基本上都是逃难来的人。
    突然有人在我后面叫了一声:是徐州的傻大个子吗？
    是四川口音，我一回头，就见到一个拄着拐杖的乞丐，身上脏兮兮的，都发臭了。
    我问他:你叫我？咱们认识么？
    他说:你不记得我了，我可认识你呀！在滕县的时候，我是张宣武团长的警卫员，当时以为他死了，都把他埋上了，是你说他还活着呢，然后咱们一起逃出滕县的。
    我忽然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个事儿。
    我指着他的半截小腿:你这啥时候受伤的？
    他说:去年随枣会战的时候，让鬼子机枪打断的。
    我又问:你咋要饭了？部队没给钱吗？
    他说:给了，也发了粮食，我一个废人，要钱没啥用，都捐出去买飞机了。
    我问他:张宣武团长现在怎么样了？杨娃子他们现在在哪？
    他回答:现在张宣武是364旅的旅长了，去年年底冬季攻势之后，我就没有他们的消息了。听说他们最远都打到徐州萧县了，就是咱们一起打土匪的地方。
    我拉着他进了一个小饭馆，要了一壶酒，点了麻婆豆腐和宫保鸡丁，这两道菜是我们在滕县时候的口令，我们边喝边聊，这四川的酒真心不错，记得上次喝这种酒还是张团长请我的。
    我们一起回忆当初从徐州逃出来时的情形，又说了从武汉分开之后所有的经历。
    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一起从徐州逃出来的一百四十多个兄弟，现在活着的都不到十个人了。
    我记得那个兄弟的名字叫叶青，四川宜宾的，就是出产五粮液的地方，张宣武团长在武汉住院的时候，就是叶青给他送的酒。
    分开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大个子，我恨自己不能上阵杀敌了，但是老子就算要饭讨钱都会支持你们，一定要替我再多杀几个鬼子。
    我给他钱，他说啥都不要，我给他一个勋章，好像是在救出老毛子飞行员之后给我颁发的，听人说，受伤退伍之后拿着这个，每年都可以从政府领到粮食，而且当时是不记名的。
    他起初也不愿意要，我跟他说，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反正以后我还有机会再挣。
    他当宝贝一样收下了，四十五年后，他儿子千里迢迢从四川宜宾来到徐州，一路走一路打听，才找到我，把这枚勋章还给了我，告诉我，他爹临死之前交代的，一定要来徐州找到我，如果我战死沙场了，就在运河边磕几个头，如果我还活着，就把勋章还给我。
    他儿子说，当时就靠着这个勋章，就算瘸了腿，他爹都能在老家找了媳妇生了娃，让他叶家有了后。只是解放后，新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的勋章，只能一直当成宝贝藏起来了。
    这枚勋章藏在我小屋里，后来被村里的调皮孩子偷去了，在小货郎那里换了几块糖。
    丢了就丢了吧，反正没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