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1年春天，我们新编11军改编为第八军，主力部队负责宜昌以西的长江防务，唯独我们这个预备团被雪藏在宜昌南边三百多里的地方。
    同年九月份，我们奉命北上进攻宜昌，此时的宜昌已经落入敌手将近两年，我们孤儿团的孩子们大多数已经长大了，最小的12岁，最大的17岁。
    老规矩，15岁以下的不参与作战，由周世平团长负责带领他们负责后勤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带领1200多人的队伍参战，压力可想而知。我以前最多带领30多人打攻坚战，当然了，逃跑的时候不算。
    而且我是军事主官，仗怎么打全部由我说了算，不过还好，有常先生从旁辅助。
    至于那几个被我任命出来的所谓军官，还是相当稚嫩，必须由年龄大的教官来辅助。这个年龄的孩子太容易冲动了，必须给戴个紧箍咒，不然都能上天。
    原孤儿团的孩子一个个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反倒是那些去年征来的500多名新兵有些畏战情绪。这也不必担心，只要上了战场见了血，人就踏实了，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英勇无敌的。
    摄影师忙了好长时间，五人一组给大家拍了照，这些孩子还都是第一次见到照相机，新鲜得不行，不等照片洗出来，我们已经开拔了。
    这次我们可是鸟枪换炮了，那个第四师团真是啥都敢卖，卖给我们的布做成了军装，卖给我们的头盔直接戴头上，各种钢制水壶饭盒一应俱全，粮食起码能坚持一个月，我们现在换装了清一色的中正式步枪，原来的那些老旧枪支全部被我们卖给了当地大户。
    我们现在有两门战防炮，三挺马克沁重机枪，还有十余挺捷克式轻机枪，弹药储备充足，就算跟一个正规团比起来也差不到哪里去。
    也幸亏离主力部队比较远，不然这些好东西全部都会被他们给抢过去，就像之前的20多匹骡马。我们辛辛苦苦攒了一年多，不过才搞来了不到十头骡子，那些重型装备还得靠这些骡子车拉着，唯一的一辆卡车上面装着各种弹药和军粮。
    我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中间，别提多威风了。
    我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松木坪，没错，就是我们和日军交易的那个城镇。
    做生意的时候，那关系好的就差喝酒拜把子了，不过终究还是死敌，血海深仇永世难忘，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朋友。
    他们卖给我们的东西，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用来交换的物品也是我们中国人的。
    等我们赶到松木坪的时候，却扑了一个空，三个外围哨所空无一人，镇子里也没有日军的踪影，当地保长举着白旗找到我们，点头哈腰的递给我一封信，说是鬼子托他捎来的。
    信中写道:中日战端再起，我方不愿与闫桑兵戎相见，若他日有缘，再行交易。临行赠送五箱罐头，聊表寸心。
    我气的骂娘，这帮驴日的跑的真快。
    我举着马鞭问保长:日本鬼子啥时候跑的？
    得到的答案是昨天晚上，说是要换防了，光货物就拉了两卡车。
    还挺讲究的，知道给我们留点罐头，不过我宁愿相信是他们没来得及带走的。
    我翻身上马，马鞭一指北方，下令向宜昌方向攻击前进。
    又行军一天多时间，中间路过的好几个镇子都没有日军的身影，此刻距离宜昌城只有30里地了。宜昌城方向浓烟冲天，枪炮声不断，看来鬼子是收缩防守了，丢弃了所有外围哨卡，全部跑到宜昌城里来了。
    我们人困马乏，在竹林湾扎营休息。决定次日增援兄弟部队，直接攻打宜昌城区。
    常先生曾劝我要不要向师部请示，我跟他说，师部肯定不同意，现在战事紧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不是妇人之仁的时候，不能因为害怕牺牲就放弃战斗，不然不如放这些孩子回家种地去。
    我们把卡车开到树林里隐藏起来，把在卡车上睡了一天的侦查小队赶出去干活。其他人埋锅做饭，把日本人孝敬的牛肉罐头全部炖了，让兄弟们补充一下体力，准备明日开战。
    那几天我还一直上火，牙疼的要命，受不了的时候就把几粒花椒含在嘴里止疼。小军医要给我拔掉，我看见那钳子就害怕，我宁可忍着。
    刚开始我就说过，我的后槽牙在长沙会战的时候被一颗子弹打掉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事。
    子弹打掉的正是我那颗火牙，这种事情谈不上幸运或者不幸，反正在战火中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分之一的幸运。